内容摘要： 形成“人均8瓶输液量”的局面，部分医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尽管，民众对于输液的危害认识不足，但医生对此仍清楚无疑。在“输液依赖”这件事上，医生完全拥有自由裁量权，可吊可不吊，完全可以不用吊。但实...
形成“人均8瓶输液量”的局面，部分医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尽管，民众对于输液的危害认识不足，但医生对此仍清楚无疑。在“输液依赖”这件事上，医生完全拥有自由裁量权，可吊可不吊，完全可以不用吊。但实际行医时，想到输液可能带来的利益回报，不少医生总会倾向于选择输液的方案。更有甚者，还会额外再多开一些药，以增加利益空间。
一面是患者医学常识匮乏，另一面是医生被经济利益绑架。来自医患关系两端的负能量，推动中国成为“人均8瓶输液量”的“吊瓶大国”。不能再纵然这种局面扩散。如果说，计划经济时代，医生爱输液，尚可归结于医药事业起步晚，医生数量素质不足。市场经济的当下，医生数量与素质均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滥输液的部分医生还有什么理由再给自己开脱?
探究“人均8瓶输液量”还宜多向归因，政府除治理部分医院、医生的“利益行医”外，还应努力推动民众医学常识的普及，鼓励媒体多办一些真正富有科普质量的节目，为民众掌握基本的医疗常识提供更多更广的渠道，推动公民科学素养的提升，使民众掌握基本的用药判断能力，从而避免过分依赖医生，切断滥输液的需求根源。而唯有从患者、医生等多方面综合出手，顶在我们头上的“吊瓶大国”称号才有可能被我们甩进历史的垃圾堆。
“输液大国”背后的“过度医疗”魅影
据报道，中国目前每年人均8瓶的输液量将发达国家抛在了身后。中国安全注射联盟的统计数据显示，我国每年因不安全注射导致死亡的人数在39万以上，其中，每年约有20万人死于药物不良反应，保守估计，每年我国最少有10万人在输液后丧命。
与过度输液类似，非合理用药、非合理检查等“小病大治、大病久治”屡见不鲜，过度医疗在不断坑害广大患者。过度医疗，除了会让患者身体受损、钱包受伤，恶化国人体质状况之外，也给基本医疗保险(放心保)基金造成了巨大浪费和流失。据估算，医疗机构滥开药、滥检查等现象导致医疗资源的浪费在20%至30%，如再加上药品回扣、药品虚高定价、乱收费等现象，医保基金浪费和流失比例不低于50%。可以说，过度医疗百害而无一利。
从病根而言，过度医疗是过度市场化的结果—医院运行过度市场化、医生待遇过度市场化。由此分析，要想予以遏制，首先要进一步明确公立医院的公益定位，不能再让他们背离使命，在赚钱的道路上继续沦陷，也有必要改变对医院的考核体系，不是看你的分院开了多少家，进了多少先进设备，而是要看患者康复率、满意度，其次要构建更合理的医生收入构成体系，加强基本保障，弱化经济考核，遏制“创收”冲动。在这方面，德国的办法是将门诊和住院系统分开，医院仅提供住院，收入主要来源于床位费，门诊医生仅提供医疗服务，不从事药品经营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，不妨在深化医疗卫生体质改革过程中，予以借鉴。
过量输液的背后是医疗生态的恶化
从常识的角度，如果不能彻底打破上述利益链条上的纠葛，那么解决问题的难度会相当之大，一方面，对利益的索求及相应的供给，在市场条件下随时都有可能存在，二是在道德环境整体不容乐观的大背景下，我们也很难对医生这个职业做超出于其他行业的职业道德要求。因为从社会分工的角度，医生与教师、法官等职业一样，只能承受他们职业范围内的责任和义务，但是现实情况则是，每一个行业所出现的问题，都不仅仅是这个行业自身的问题。所以我们需要考虑的是，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医生们越来越偏离自身的职业属性，市场与道德又如何在医疗领域统一起来形成良性的循环。
医生在满足自身基本生存条件下，救死扶伤是一种职业属性，也是一种职业理想，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满足自身生存条件与更好地置身于公共健康的进步很容易产生冲突。因为一为私利一为公益，当二者产生冲突的情况下，私利往往会压到公益。而且个人的生存条件的好与坏是个相对的概念，人的欲望无穷，对生存条件的改善就有着水涨船高的要求。而公共健康的进步作为满足个人欲望之后的附属结果，在其不能成为医疗、医学，乃至医生职业的存在目的的时候，想获得这样的结果基本是不可能的。
实际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人们已经想了很多办法，要么国家包干、要么由市场来平衡，或者采取市场与国家包干相结合的办法。我国采取的就是后一种，既在国家的严格控制下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，目的在于维护医疗的公益定位的基础上，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。但是在实践过程中，市场机制基本呈压倒性优势，反倒挤压了公益性的发挥空间，与我们最初设想的效果形成强烈的反差。
消除“过度医疗”必须重视道德力量
如果没有全体医生医德的提高，仅靠所谓制度的完善和健全，过度医疗不可能消除。过度医疗就是医生利用其信息优势，谋取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。不同于其他市场交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，医生的这种机会主义行为极其隐蔽并很难查证的。因而在很多情况下，任何人都无法根据事后的“多余”而断定医生在事前有故意实施“过度医疗”的不良动机。正是事后客观的“过度医疗”不能对事前主观的“过度医疗”进行有效证实，让很多医生有了机会主义行为的充分空间。
消除市场交易机会主义行为的方式有两种，一种是制度，一种是交易参与人的道德自律。对于制度而言，从制定到执行是需要成本的，并且这种成本随着制度的细化和严格程度的增加而增加。当制度成本增加到一定程度时，制度既无法建立和执行，约束医生的制度无法细化到对某种病指定用什么药，采用哪种检查方式。如此生硬的制度影响医生医术的发挥，会延误病人，制度成本极其高昂。显然，制度对“过度医疗”的消除是有限的。
通过医德教育唤醒白衣天使“悬壶济世”的责任意识，认知到自己良知的重要和伟大，让其在提供医疗服务时想的不仅仅是交易，还有超乎交易的人文关怀。作为患者在接受医疗服务时，也不要把每一个医生看做“周扒皮”，多一点对医生的敬重和信任。
